近日连续举行的两场关涉“酒与健康”话题的行业峰会，一场是在青海省东海市举行的“2017年国际酒与健康高峰论坛”，一场是在江苏省宿迁市举办的中国酒业协会酒与社会责任促进联盟年会暨2017全国理性饮酒宣传周新闻发布会。
酒与健康是一个争议了数千年的话题。学术界有一个“医源于酒”的观点，认为饮酒对身体健康是有益的。譬如《黄帝内经·灵枢·论勇》就说，“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也。其气剽悍”，可以激发人的勇气和潜能。此论甚得纵欲养生论者的欢心，一派认为，饮酒可以“蠲除百病，令人轻健”；一派认为醉者神全，忘却忧惧，因为无忧，所以长寿；另一派则认为酣醉可以避祸，因为人们对于醉酒之人多有宽恕。于是东汉末年就有“服饰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的民间诗歌，认为人生苦短，当华服、酣饮，及时行乐。
然而人们同时也意识到饮酒的两面性，有其利必有其害。最著名的，莫过于《战国策》所记载的仪狄酿成美酒献给大禹，大禹饮后“甘美之”，继而反思道：“后世必有因酒亡国者。”用现代科学术语讲，酒会刺激大脑神经从而使人兴奋，这恰是统治者必须要克制的。于是又有人说人在饮酒之后容易口无遮拦，因而导致祸从口出。但真的喝到即使口无遮拦也能避祸的地步，如刘伶者，把自己喝到一无用处的地步，则真的是“非摄生之道”，叫他的妻子痛心不已。
禁欲也好，纵欲也罢，但酒却是人类难以割舍的饮品。而最能把握其中分寸的，当属孔子，可以“唯酒无量不及乱”，但这个表述流于模糊，对人们的日常饮酒并无实际的指导意义。
直到宋代，随着酿酒业的高度发达，人们对于理性饮酒的反思也越来越系统而深入。北宋邵雍有一首《善饮酒吟》：“人不善饮酒，唯喜饮之多。人或善饮酒，唯喜饮之和。饮多成酩酊，酩酊身遂疴。饮和成醺酣，醺酣颜遂酡”。代表了宋代对于饮酒的基本理念。
不过，宋代的饮酒思潮也经历过一段崎岖的变化。北宋初年有一位饮酒达人叫石延年，不仅酒量惊人、嗜酒如命，而且竟把酒喝成了行为艺术，发明了诸如鳖饮、巢饮、鬼饮、鹤饮等惊世骇俗的喝酒方法。而另一位酒诗惊天的大文豪苏轼，尽管是一位酒量小到闻酒辄醉的主儿，却把饮酒之趣和诗文一起推向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而之后的柳永、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各个都是诗因酒成，酒以诗名，这一传统传承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纵观史上好酒之人，凡是把饮酒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甚或生命形态者，所追求的境界大致都是形神相亲。“形神相亲”的典故出自《世说新语》的“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形容没酒喝就会魂不守舍的样子。形神相亲是中国传统养生论的主要论断，形容人的精神和身体达到最佳的平衡或者融合，才是生命最佳的状态。形神不复相亲，就是指而这不平衡，不融合。如果用现代的话语讲，就是酒精依赖。酒精依赖分两种，一种是生理性酒精依赖，一种是精神性酒精依赖。形神不复相亲则应归属于精神性酒精依赖的范畴。
不过，中国的哲学里来讲求两面性，以及两面性相互转换的“化”功能。这种哲学意识形态在饮酒中则体现为把饮酒作为快乐的事情，但对饮多饮少并无量化的规定。由此可见，科学精神少而人文精神多。
在“中国酒业协会酒与社会责任促进联盟年会”上，中国酿酒大师、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副院长张五九教授以“只要适量饮酒，定能快乐生活”为主题，对理性饮酒的量化标准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他承认因为个体的差异以及酒的品质不同，适量饮酒在中国难以量化（在世界范围内同样如此），但他建立了一个快乐饮酒的研究模型，从准备饮酒、饮酒过程、饮酒以后和饮酒后继四个阶段，对饮酒给人的大脑神经所带来的变化曲线，积累了大量的实验数据，因此得出初步设想：适度饮酒可以提高人体兴奋指数，建议创建基于“细胞自噬”开展酒与健康的研究，即针对中国白酒对细胞自噬活性喝健康功效的影响，建立科学完善的实验评价体系，并由此倒推，给消费者的理性饮酒、健康饮酒提供科学指导。
不过，尽管是以科学指导为名义，但形神相亲、快乐生活，仍然是他这一设想成立的首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