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醉”达到自觉形态的酒精神,是如何在“闲饮”中达到平衡的?

   日期:2020-06-22     来源:话说文史    作者:中华酒网    浏览:21    评论:0    
核心提示:商周以来,饮酒会被规训,就被纳入了思想文化领域而有了精神的品性。魏晋士人喜欢热衷于饮酒,以“醉”对抗名教,酒精神逐渐地达

商周以来,饮酒会被规训,就被纳入了思想文化领域而有了精神的品性。魏晋士人喜欢热衷于饮酒,以“醉”对抗名教,酒精神逐渐地达到了自觉的形态,陶渊明将酒和素朴的本性的敞露相互关联,以酒安顿身心,发挥饮酒的超越世俗的精神。从“醉”到“闲饮”观念的演进过程,也是去摆脱名教和苦教的过程。

一、在中国文化中,酒被认为是人世间不可以缺少的,被动地进入了思想文化领域,逐渐被赋予了思想性、文化性,酒和乐结盟,展示着超越差异的和乐精神,推动“礼崩”,最终是完成“乐坏”

酒不是维持生存的必需品,但是在中国文化当中,却是被认为是人世间不可以缺少的,周公制礼乐以来,社会的规范系统和主流的思想文化相互结合,以致训诫、范导饮酒,酒因此被动地进入了思想文化的领域,逐渐地被赋予了思想性、文化性。

酒通过移易人的身体和精神反应过来又在不断的打击、弱化规范系统,释放人性,给予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带来了全新的活力。这两种势力之间盈虚消息,已经构成了思想的变迁和文化演进的一个重要的动因。

就中国的思想文化来说,在西周开始的酒和礼乐的对抗当中,酒和乐结盟,展示着超越差异的和乐的精神,推动着“礼崩”,最终也是完成了“乐坏”。酒和形名法令的对抗彰显出了打破规则训令,弥合身心分割、分裂的浑全精神。

酒和名教的对抗,表现出来了打破束缚以及回归自然的一种精神,酒和新形名思潮的对抗当中破除名法冰冰冷冷的宰制,表现的是超越尘俗的精神,酒和天理之间的对抗表现出了个体的张扬的精神。

20世纪,在酒和科学的对立当中,反对确定性、反对世界图像化,表现出复归具体存在的精神品质,和乐人群和崇尚个性,世俗享乐以及超越尘俗,甚至是对立的张力等等构成了中国酒精神的真身。

由于酒的多重性的品格,不要时代的人民会对酒或者禁止或者放任,或者规劝或者提倡,或者表扬或者贬,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能够在酒中找到自己的需要,所以中国人对于酒始终都是不离不弃的,酒对于人的多重性作用使得中国酒的精神绵延不绝,酒文化也在不断的丰富着,从没有停止过。

从中国思想史来看,中国的酒精神的发展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自发到自觉的这样一个过程。从上古商周时期开始,人民逐渐地通过酒对人的影响认识代酒的精神品格,秦汉时期的时候,人民开始领悟到,酒可以养阳,可以治疗药势等等,酒的功能作用被当中了酒的精神品性,魏晋时期的时候,酒参与精神世界的建构,其本身的价值得到肯定。

西周时期,祭祀之饮侧重于人和神灵之间的交流,周秦时期的宾客宴饮注重和人之间的沟通,汉律管制三个人之上的聚餐饮酒,一个人饮酒开始逐渐地盛行了起来。它涉及到的是形体神之间以及人的魂魄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解决平衡问题。

魏晋时期,个性上的觉醒,一个人饮酒的意义逐渐地呈现了出来,对于饮酒的反思 ,或者我们说饮酒的精神,由此逐渐得取得了自觉的形态,酒作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势力登上了思想的舞台。

二、陶渊明对于酒的思想主要集中在饮酒诗词里,都是醉眼、醉语、醉心等思想观念,这些醉语所构造的酒世界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清醒理智情况下认识的世界,且一直笼罩在饮酒主题下

魏晋人“醉的自觉”标志着“酒”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的层面,和竹林七贤不一样,我们都知道陶渊明先生的饮酒进一步地指向了尘俗价值体系上的超越,具体表现在其不仅仅在诗文当中将“酒”主题化,并且将“嗜酒”看作自己的本性,将饮酒确立为精神生活的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

晋宋交替的时期,曹操推行了一个以贤能、法术、功利的核心思想,可以说是先秦形名新形态,尚贤使能、崇尚功利以及法令导致了争斗不停,也使得人的道德感弱化,世道失去了秩序,人心沦丧是其逻辑结果。

陶渊明对于酒的思想主要就是集中在其饮酒的诗词里面,都是醉眼、醉语、醉心等等思想观念,这一些醉语所构造的酒的世界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同于清醒理智的情况之下认识的世界,这一些诗篇虽然没有明言饮酒,但是却是一直笼罩在饮酒的主题之下,陶渊明的旨趣显然是饮酒统摄整个人生宇宙的问题。

在酒的世界当中,善恶报应并不灵,陶渊明只是承认人世间只有两条道路,有道和无道,这个两者之间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饮酒关于到对于现实生活当中的利益以及理智和秩序道义的态度等等,因此,也没有饮酒内在关联着真和俗两个不一样的思想道路,甚至是可以说,是否饮酒能够成为两条道路上的鲜明的标识。

在历史上,归隐田园的人也有不少,但是能够彻底的隐而再也不出者,却是非常的少,很多人在隐和仕之间不同的摇摆,艰难地做抉择,然而,陶渊明却是属于前者,他坚定的在诗词当中表达,一旦归隐,一生都不再复出,在他看来,世俗的很多都是欺世盗名,其结果都是个人的纯真之性的丧失以及时代的恶俗的兴起。

我们不难去发现,在陶渊明先生所构建的世界里面,它是一个立体的价值系统,在这一个价值系统里面,很多的要素之间彼此贯通关联着,它的主要的要素核心就是饮酒,和这一个价值系统对立的就是仕宦、功名、世俗、奔忙等等要素,这一些价值同样是彼此贯通,相互支撑着,是否愿意饮酒,成为了这两个价值系统的区分标志。

酒世界和没有酒的世界在思想世界当中有着非常分明的界限,不过,在陶渊明的生命历程里面,“尘想”和“绝尘想”总是纠缠在一起,对于他来说,庸俗是要被超越的,但是缺憾也是能够让人惶惑的,虽然他坚定的努力的用超越的精神化解其饥寒,但是妻子儿女的饥寒却是不能够无动于衷。

与此同时,他对身后的名表现出时而淡泊,时而热烈,表现出了其思想当中的复杂性,就拿饮酒来说,他既与世俗的父老乡亲们同饮,也不拒绝附庸风雅的权贵,在其精神世界里面,饮酒不仅仅具有生理上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能够为其孤寂的生活提供精神动力。

三、宋代理学家以“乐”代“苦”作为先行的人生态度,这也决定了他们对待酒的态度,随着“苦”意淡化,升天入地的诗酒激情下落到世俗生活,世间功业—名利—成为美好生活核心内涵

宋代的理学家以“乐”取代“苦”作为先行的人生态度,这也是决定了他们对待酒的态度,随着“苦”意淡化,升天入地的诗酒激情下落到世俗的生活,世间的功业—名利—成为美好生活的核心的内涵,这就直接造就了在世的新的形态。

到了宋儒这里,忙忙碌碌的在世之态则是和“世间”“市井”联系在一起,成为价值批判的对象,也是随时随地的需要超越的生存的环境,这一种生活方式的“忙”的具体表现,周敦颐表示,其超出了“劳作”的范畴,指向着劳烦身心的谋利营生。

超越名利、名利心,转向大化流行的天地之间,心安、身安才可以做到“不忙”,也就是闲。当然,闲首先是具有世间的品格,闲人不是不死之仙人,也不是再生的佛,对于世人一直都是开放着,只有自觉的去追求,也就是远离忙去得到闲,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闲”虽然是十分的难得,但是“闲”对于人却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或许是佛理的说教和茶饮的综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理学家们开始放弃了魏晋人士、大唐诗人对于醉的痴迷,而是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对待酒,就邵雍来说,他不仅仅延续了陶渊明、李白对于酒的依赖,而且推进了从形而上层面定位酒的思想传统。

就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魏晋以来,对抗“愁”“苦”被当做酒的一个基本的功能,或者我们说,酒的价值主要就是体现在排忧解难。

陶渊明追求闲饮,但是时代的状况始终是其“饮”落入消解愁苦当中,邵雍一改这一个风尚,他没有用过“闲饮”这一个词,却是时时把“闲饮”的真情实意表露了出来。“愁”“苦”不再是饮酒的原因,饮酒本身就是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愁对反而是降低了其价值。

邵雍对于酒的行上领悟集中的表现在不断的伸张酒对于人的不可缺少,甚至是将饮酒看作是人传达“造化功夫”的一个必要的手段,在其观念里面,人是需要去修行工夫,达到心静眼明的境界,才能够消除情私、阻隔过程当中效果更加的快和效果明显。

邵雍还推崇、践行的是自觉的有节制的饮酒,而不是陶渊明先生的期在一定醉,也不是李白的没有节制的豪饮。这集中体现了对于“酒”的态度,其主的是“性”,是“理”,而不是“情”,以“微醺”为主要的目标。

没有目的的“闲饮”和进退有主的饮酒方式,在邵雍的思想和生命当中达到了完美的平衡,他之后的理学家并没有放任个体生命恣意的感受,而是自己的规范,或者说更加的倾向于采取“规范化”的态度。

文献:

《论酒的精神》

《文人与酒》

《陶渊明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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